日期：2012-08-08 来源：医药经济报
【慧聪制药工业网】 冯东雷（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卫生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上海卫生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卫生部卫生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专家）
电子病历、基层卫生信息化、区域信息化平台、居民健康卡、一卡通应用、信息安全……卫生信息化浪潮与医改洪流的相汇，带给业界几多憧憬几多梦？
日前在大连落下帷幕的“2012中国卫生信息技术交流大会暨两岸四地卫生信息化交流会议”，见证了卫生信息化成果的第一次集体亮相，首批“吃螃蟹者”更可谓前景大好。为获取HIT行业的纵深景象，本报请来卫生部卫生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专家、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卫生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冯东雷博士，他作为一名HIT人员告诉我们，相较于先行先试的“吃螃蟹者”，标准迭出的信息化世界或许更缺任重道远的搭台人。
点状式发展——
近3年来仅中央财政投入卫生信息化建设的专项资金就达到65亿元，医疗信息化呈现点状式发展。
医药经济报：您作为HIT的一线从业人员，如何认识医疗信息化工程对于医改乃至民生的重要性？
冯东雷：医改虽说是医疗卫生体制方面的改革，但实际上改革也还包含着发展。首先是对原本服务能力无法适应公众需求的，增加投入开展能力建设；其次对原本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需要改机制、改体制来调整。所以，医改应该是涵盖革除旧弊和提升能力这两大块内容。
信息化之于医改，首要是起到能力建设的作用。从数据质量、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来看，信息化与纯手工操作相比都更见优势。此外，在机构或条线业务的信息化的基础上，开展区域卫生信息化，不仅可以整合现有的医疗资源，而且能够把它盘活，特别是形成基层医疗机构与三级医院之间的协同，这些对当下医疗服务模式以及机制的转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性意义。
医药经济报：近3年来，仅中央财政投入卫生信息化建设的专项资金就达到65亿元，请问这块的投入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冯东雷：目前大部分的资金还是用于提升能力，像信息化基础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先要弥补可见的差距，才能谈得上有进一步的改造；而对东部沿海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而言，以实现区域卫生信息化为目标的居多。但总体看来，卫生或医疗信息化暂时以点状式发展为主。
标准VS用户——
长远来讲，更多是需要形成一个共赢的氛围或体系，从现有的行政、经济、管理等手段中找寻出更常态化的保障机制。
医药经济报：自2003年至今，卫生部累计研究制订的卫生信息标准多达151项，实际投入234万元，这些数据标准和技术规范重点围绕居民健康卡、电子病历、信息平台及主要业务系统而制订，为何需要数量如此庞大的标准体系？
冯东雷：事实上，这151项标准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居民健康卡、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和医院信息平台，这些技术类标准数量不多，却很重要；其余大部分是数据元、代码、数据集等数据类标准。后者的数量非常多，100多项标准按照具体的业务领域划分而来。
从2003年SARS至今，卫生信息标准的研制工作基本上已完成。去年以来，我们看到以卫生行业标准（冠以WS-开头）面目出现的文件越来越多，其实这就相当于以前的一些征求意见稿、试行稿被“转正”了。据我所知，包括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医院信息平台在内的其他一些标准已经通过了卫生标委会的评审，正在走报批流程，估计今年年底前会正式发布。
医药经济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标准出台吗？
冯东雷：可以说，标准制定已经初步完成，当然后续还会有增补、修订的工作，但当前政府的主要精力已经转向推动全行业对标准的应用。
自今年开始启动的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信息标准符合性测试，是其中一个有力推手。预计会先通过总结试点经验，逐渐形成测试规范、测评方案及认证管理办法等。等到体系成熟以后，测试会更加常态化。比如在做项目验收、评选优秀单位前，大家都期望能先有一个基础的测评认证结果，通过类似机制来推动标准的广泛使用。
医药经济报：万达公司在参与建设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和居民健康卡系统的过程中，是否也遇到过标准推广应用的问题？
冯东雷：这可能还不是主要的问题。万达从2006年开始承建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的区域医疗信息化项目，具体是打造互联23家市属三级医院的医联系统，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同时遇到技术、管理以及业务上的疑难。
我认为，最突出的要数管理方面的障碍。当时按申康的理解，23家医院在法律上从属于它，而建设医联系统不过是把对方的信息转移到申康自己的数据库，可以认为其资产关系推动了整件事的进展。否则单靠医院本身，根本没有足够的动力来实现这项工程。
现今技术的不断成熟虽在眼前，但管理的突出矛盾却越发尖锐，如果没有很好的机制保障，区域信息化难以做到可持续发展，甚至一些地方连可持续都谈不上，因为别人可能一开始就拒绝交出数据。长远来讲，更多是需要形成一个共赢的氛围或体系，从现有的行政、经济、管理等手段中找寻出更常态化的保障机制。
医药经济报：可以简单聊聊建设当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吗？
冯东雷：对，刚才主要讲的是管理角度，但其实里边的技术问题也不少。记得2006年做医联系统的时候，卫生部的那些标准都还没出台，23家医院都有各自的供应商，总计30多家，所需互联的100多个系统都是异构的，不仅技术路线不一样，连数据库都有各种版本的。光是做异构的整合，就费了不少力气。
在卫生部统一标准后，相当于降低了这方面的技术难度和复杂性，至少可以避免把非技术问题推到技术问题上的那些尴尬。当开展区域范围内的整合后，下一步可能就要面临跨省市的多级平台建设，这里边同样会有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正循环发展模式——
提高用户对信息服务的认同感、参与度，由此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激励用户在技术服务上自发投入，这是较为理想的正循环发展模式。
医药经济报：据不完全统计，不同专业机构对于卫生信息标准应用情况存在差异：基层医疗机构应用率为45.52%，新农合办为46.38%，二三级医疗机构为43.55%，公共卫生机构仅为29.25%，产生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应用率的高低对标准的推广会产生多大影响？
冯东雷：基层卫生、新农合和医疗机构使用的是所谓的生产系统，因业务需要，这类系统不仅每天都在用，而且一天当中使用的时间也比较长。暂且不提标准符合性，其应用成熟度确实会更高，市场竞争也相对充分。在同等情况下，大家自然更自发地应用起这些领域的标准。
这个调研数据是卫生部委托上海疾控中心所做的一个全国性典型调查，主要由用户自己来上报和反馈使用感受，不排除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在里面，以致理论上标准化程度并不低的公共卫生系统，呈现出标准应用率偏低的现象。我个人分析，可能是这些机构对自己的高要求造成自评结果发生偏差。众所周知，全国统一使用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进行疫情上报，照理说，这套系统的标准化程度是最高的。
医药经济报：您认为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与医院信息平台的建设当中，是否存在“垄断”一说？
冯东雷：市场整体还处于孕育阶段，真正的区域卫生平台占医疗信息化总投入的比例也不算高；与此同时，领域内的厂商数目正不断飙升，一些原本不属医疗行业的IT公司也开始进军这个市场。这样的情形下，任何企业想要轻易占据大部分的项目，并非易事。
对于广阔的医院市场，就更是如此。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医院对于项目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实用性等要求往往很高，医院选择与谁合作，视乎项目本身、企业素质这类硬指标，靠张罗关系来拿项目，不是很实际。我认为至今在这个行业还很难谈得上垄断。
医药经济报：有业界人士担忧“吃螃蟹者”会先其他人一步接触到尚未出台的标准，由此“近水楼台先得月”，您怎么看待呢？
冯东雷：业内都知道，卫生部在制定标准时，包括万达在内的一些企业都有参与其中，当时就有领导问起：“你们做的这些标准，到底是提高了门槛还是降低了门槛？”答案其实是降低了门槛。
这件事如果不透明，虽然不影响拿单，但从工程落地的角度来说就很难，因为你不知道做成什么样子才叫满足要求，于是大家都可以天马行空地按自己的标准来。现在出台这些标准和文本，起码给企业一个底，知道基本是要做成什么样的，也节省企业自行摸索的时间和投入。
医药经济报：在推动整个卫生医疗系统信息化的进程当中，政府、行业协会、厂商、用户各扮演怎样的角色？
冯东雷：卫生部提出“3521-2工程”规划，无非是为了实现覆盖全国的医疗卫生信息互联互通，这张大网是中国政府促成医疗信息化的一个鲜明例子，在我看来，尽管其他角色也或多或少地参与“搭台”的过程，但政府的作用仍无可替代。
不过，后者的这种“搭台”毕竟是一次性的投入，医疗信息化要长久运行，还有赖于医疗机构乃至普通居民的积极参与。只有用户对信息服务的认同感越高，参与度增加，才会给予行业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归根到底，医疗信息化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医疗压力，使医疗机构能从容面对竞争环境以及居民或病人的需求。由此带来的好处，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会激励用户在技术服务上自发投入，这也是较为理想的正循环发展模式。
在此之后，厂商和行业协会的促进作用才能进一步体现出来，包括提供技术支持、第三方咨询、规划认证等。特别是作为第三方的行业协会，将成为各方利益的串联者与润滑剂。
“围墙内”的监控——
由于隐私保护授权的繁琐性，国外已在这方面设立各种各样的医学伦理条件，规定哪些情况下，可以查看未授权用户的信息。
医药经济报：长远来看，用户的范畴还将向一般老百姓进一步延伸，在使用像居民健康卡或电子病历的信息时，他们可能心存信息泄密的顾虑，可以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医疗信息安全的现状吗？
冯东雷：在我看来，有想法的个人用户都是很好的用户，表明他们会从较深的层次来考虑权益保护的问题，他们的存在对于应用的发展甚有裨益。但这种高级用户在实际中反而是少数群体，大部分人都不了解医疗信息化是干什么的，更谈不上采取保护措施。
关于信息安全这个话题，目前普遍是通过基础的权限设置、加密、授权等进行保障，包括卫生部在推的三级等级保护，也是在力图完善安全性这一问题。但它所涉及的隐私保护则更多是相对独立的一件事，强调的是用户对个人信息拥有控制的意愿和能力。由于隐私保护授权的繁琐性，我们看到国外已在这方面设立各种各样的医学伦理条件，规定哪些情况下，可以查看未授权用户的信息。而国内基本是在合理的医疗情况下，默认允许医生使用正在就诊的病人的信息。
考虑到现阶段这种带限制条件的普遍默认模式必然无法满足所有用户的需求，因此，一旦有人提出异议，完全可以到信息中心来取消开通这项功能，那么他去任何一家医院就诊，医生也无法查阅其信息。
医药经济报：相对于高级用户，部分长者以及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可能确难做到信息“自保”，那么是否应有涉及信息加密的具体条文要进一步出台？
冯东雷：这样的矛盾应该会越趋显著，并将推动相关的立法保障跟上。对于“数字化的一代”，当然不会受“数字鸿沟”的影响，比如一个二三十岁的上海居民想从网上预约挂号，他会先凭有效身份证明（如身份证、社保卡）到信息中心开通这项服务，开通后部分与居民服务相关的数据可以请求到外网上，居民通过网站或呼叫中心可以自行查询到相应的信息。
对更多的老年人而言，他们可能根本不开通这类服务，自然也不会有数据流出到外网，而医疗机构范围内的数据又是受到严密监控，因此对这部分人群，我们的监控措施其实都在“围墙内”。
只有用户对信息服务的认同感越高，参与度增加，才会给予行业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归根到底，医疗信息化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医疗压力，使医疗机构能从容面对竞争环境以及居民或病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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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投入，缩小城乡就医差距
2010年
卫生部完成“十二五”卫生信息化建设工程的规划编制工作，初步确定了我国卫生信息化建设路线图，简称“3521-2工程”。
当年，财政部安排新增加中央转移支付地方专项资金27亿元，用于支持卫生信息化建设项目，内容包括：支持中西部地区42万多个村卫生室、2130所县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支持16个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建立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支持在上海、浙江、安徽、重庆、新疆5地开展基层医疗卫生信息化综合试点工作；支持远程会诊系统建设。
2011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2.5亿元，用于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包括用于支持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基本药物集中采购信息系统，以及选择10个试点省份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2012年
国家发改委会同卫生部联合印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项目指导意见》，提出到2015年，逐步建成覆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信息系统，建立动态更新的电子健康档案，实现与电子病历的互联互通，为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为城乡居民提供安全、有效、规范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奠定基础。
注：“3521-2工程”，即建设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3级卫生信息平台，加强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新农合、基本药物制度和综合管理5项业务应用，建设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2个基础数据库和1个专用网络，加强信息标准体系和信息安全体系建设，确保数据资源共享，实现互联互通。